那些涌向码的崇拜者，不要被泰戈尔的“东方文化”和“灵魂的乐园”等说辞所迷惑。茅盾写：“我们以为中国当此忧外患之际，在帝国主义和军阀专制的双重压迫，唯一的路是中华民族的国民革命。而要达到这一目的，唯像吴稚晖先生所说的“人家用机枪打来，我们也赶铸了机关枪打回去”，谈东方文化实际上等于“诵五经退贼兵”！而且东方文化这个词是否能成立，我们还怀疑得很呢！”

等泰戈尔抵达码后，就行了一番演讲，令大家非常惊讶的是，泰戈尔不仅捧“东方文明最为健全”的传统观，竟然公开批评起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，指责“亚洲的一分青年，正在抹杀抛弃亚洲古来之文明”。

这就把几乎整个中国文化界的后起之秀给得罪了。

尤其是一枝独秀陈仲甫先生反差最大。

仲甫先生曾经在1915年翻译发表过泰戈尔的诗作，介绍泰戈尔是——“提倡东洋之神文明者，曾受诺贝尔和平奖金，驰名欧洲。印度青年尊为先觉，其诗富于宗教哲学之理想”。

而这一次，仲甫先生就不客气了，发表了《泰戈尔与东方文化》等多篇文章，评价：“泰戈尔初到中国，我们以为他是一个怀抱东方思想的诗人，恐怕素喜空想的中国青年因此更障，故不得不反对他，其实还是看了他。他在北京未曾说过一句正经话，只是和清帝、舒尔曼、安格联、法源寺的和尚、佛化女青年这类人，周旋了一阵。他是一个什么东西！”

并且奉劝——“请不必多放莠言我思想界，泰戈尔！谢谢你罢，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得不得了啊”！

吴稚晖指责得同样很犀利：“泰戈尔先生心知帝国主义可恨，却不给国人一些能力，只是叫嚣于旧石文明的人们抱无抵抗主义，等候使用铁的帝国主义自己恶贯满盈。那正如我们乡里有句俗话“把自己作烂菜叶，卧在地上，希望叫盗倒”同一稽呀。”

胡适本来也喜泰戈尔的，听了他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话，态度立转变，不过胡适的反对之语说得很委婉，只是认为泰戈尔的思想不太适合当的中国。

泰戈尔之所以受到“有难堪”的批评，是因为他在一个错误的季节带着一不适合中国国的“救世福音”，又置于一群不理解他的中国文化思想者（包括迎者和反对者）中间造成的。胡适觉得泰戈尔访华是——“伴随着一连串的误解的不愉快的，是一次不而散的文化聚会”。

说起来，这个况与此前轰轰烈烈的科玄之争有类似。

玄学的一些观说不上错，只是不适合当的中国；又或者说次序错了，毕竟有了经济基础，才有上层建筑，玄学那些观还有泰戈尔的一些观就属于上层建筑，最少你得等中国和印度都变成国英国那么以后再说吧。

真到那时候，还有谁敢反对……

除了胡适、陈仲甫、吴稚晖，包括鲁迅在的绝大多数知识界人士也不赞同泰戈尔的思想。

貌似只有徐志、林徽因、冰心等少数文艺青年对他礼拜。

泰戈尔来到清华时，便住在了漂亮的清华园里，同时再次发表了一场正式演讲。容无非还是那一，即神文明永远于质文明的所谓“东方主义”立场（印度本代表不了东方，得加个引号）；还有就是大肆宣扬西洋文化随着欧战已经破产等等。

这些说法倒是和请他来的梁启超不谋而合。

李谕当然也不会赞同，一战对欧洲影响确实很大，但并不致命，以后中国还要继续追赶很多年才大大拉近与发达国家的距离。

这其间的苦只有中国人能会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