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：“整个审判过程在我心中留了一个大大的问号。我并不是同赫普曼，但我一直在想，也许他真是无辜的。”

《纽约时报》对赫普曼一案的裁决作了如评论：“我们到现在还是不知，在霍普威尔的那个悲惨的夜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本案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谜团。只有作案人的代或新的证据的现才能帮助我们澄清事实的真相。”

此时的布鲁诺·理查德·赫普曼已是一贫如洗。德华·雷立说，他仍然对赫普曼的无辜信不移，但是没有钱就一切免谈。于是，罗伊德·斐歇尔代替雷立成为被告方首席律师，他与原四人律师团中的弗里得利克·玻普继续免费为赫普曼辩护。同时，安娜·赫普曼带着刚满周岁的儿蒙菲尔德奔走各地，多半是德裔集居区，和那些相信赫普曼审判是一宗冤案的人们一起，以各方式为本案的上诉募捐。一战之后，德国因挑起战端而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，国人中反德绪十分普遍。也许由于这个原因，德裔社区的人们认为，赫普曼和他们一样，也是族歧视的受害者。

赫普曼始终称自己与林幼童绑架案毫无关系。在被判刑的第二天，他对记者说：“我从未见过林家的孩，也从未收受赎金……在上帝面前，我是绝对无辜的。”另一次采访中他说：“即使他们现在对我说，只要我将事和盘托他们就赦免我无罪，我也无话可说。因为我已经告诉了他们我所知的一切。”

《纽约时报》记者远渡重洋，到德国采访布鲁诺·赫普曼70龄的老母。老太太说：“我知我的儿是无辜的。但林希望这样的结局，于是一切都照他的意愿发展。”

其实不少业人士也有同。查尔斯·林上校在为时天的审中天天到场，这无疑给陪审团施加了极大的压力，使他们几乎不可能作其他的裁决。法官托斯·特理查在主持审理本案的过程中明显的语言偏向，以及原被告首席律师德华·雷立的不尽职，都使得赫普曼难以获得公正的审判。基于这理由，赫普曼新的两人辩护小组开始了为期一年的上诉。案被依次递到新泽西州上诉法和联最法，均被一一驳回。赫普曼的死刑执行日期随之一推再推，这时已改期到196年1月17日。

作为最后的努力，罗伊德·斐歇尔和弗里得利克·玻普于195年1月日将本案递新泽西州赦免法，以图把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。当时的州豪诺得·霍夫曼是该七名成员之一。196年1月11日，赦免法以六比一否决了被告律师的申请，唯一的一张赞同票是霍夫曼州投的，他的理由是，一本案不可能是一人所为，二舆论对本案的影响过大，用他的话说，是“报纸审判和裁决了赫普曼”。

此时离赫普曼的死期只剩几天了。豪诺得·霍夫曼亲临牢房探视，在与赫普曼一席谈之后，他决定利用手中的权限再次推迟赫普曼的行刑日期，并宣布将亲自主持本案的重新调查。霍夫曼说他的目的只是希望案能。孰料此举竟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，各地报纸争相撰文谴责新泽西州州的倒行逆施，霍夫曼的政治对手们甚至准备伺机对他行弹劾，可想而知，调查工作阻力重重。更糟糕的是，霍夫曼为该项调查而起用的首席助理、警探埃利斯·帕克在办案过程中因涉嫌绑架供而被捕。结果豪诺得·霍夫曼不但没能拯救赫普曼，反而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，在州连任竞选中败给对手。

196年4月日晚847分，布鲁诺·理查德·赫普曼在电椅上被以死刑。

多年来，国的司法界和法学界一直在争论，林-赫普曼一案到底是不是一起冤案。侦破及审判过程中的若细节和疑被逐一提来广加讨论，比如赫普曼的英语不行，但法没有为他备合适的翻译，使他在证人席上常常答非所问。再如陪审团成员没有与外界严格隔离，他们在一日三餐和住宿的旅馆里常常能听到人们对本案的议论。又如在纽约的中央银行分行兑换了980元赎金金圆券的j·j·福克纳，为什么警方没有将他的笔迹与赫普曼的比较？等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