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跟尹丹丹到底还是离婚了。

我们的婚姻仅仅维持了一年零三个月。坦白说，对于这段婚姻，我的觉很差劲，从至尾都非常的压抑。我这么说，可能会有人反驳，既然觉这么差，当初吗要结婚？是呀，当初吗要结婚？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觉得跟丈母娘尹贝贝有很大的关系。

丈母娘尹贝贝是个弃妇，她的老公，也就是我至今未谋面的丈人，大约在她三十六岁的时候跟一个很有钱的女人远走飞了，连离婚证都没来得及办理。很自然的，没过多久，他们的女儿彭丹丹被改随母姓，也就是后来的尹丹丹。当然，那时候我还不认识尹丹丹，也不知世上还有个叫尹贝贝的弃妇。我认识尹丹丹是在尹贝贝守活寡的十二年以后，当时我二十四岁，尹丹丹也是二十四岁，俩人加起来的年龄正好与尹贝贝的年龄相等–四十八岁。不仅如此，更有趣的是，我的生日与尹贝贝凑巧在同一天，都是12月1日。以前，我觉得12月1日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日，不仅是我的生日，同时还是世界艾滋病日以及革命前辈朱德元帅的诞辰。自从那天得知尹贝贝的生日也是12月1日的时候，我觉得12月1日的意义已不能用“重大”来形容了，而应该用“史无前例”.就好像某些报纸杂志形容“文化大革命”是一场“史无前例”的浩劫一样。

我之所以能够认识尹丹丹，而再认识尹贝贝，关键是因为我的女同事张小芳。张小芳是个很丰满的女人，我说的丰满不仅仅是指她的，她的腹、、臂、都一样的丰腴诱人，这在满大街骨瘦如柴扭着猫步的女人堆里，煞是起。老实讲，我跟台湾的李敖大师不一样，李敖大师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说他喜的女人是瘦、秀、幼类型的，并且还特别调，要越小越好。我觉得李敖大师很变态，都七老八十了，还想着找幼女，给后辈开了一个坏，带了一个坏榜样。所以，我喜丰满的女人，就好像张小芳那样。我曾不止一次地幻想与张小芳时候的场景，经常用手机偷偷拍她走光的照片，我上厕所的时候就看着这些照片我忍不住掏小弟弟，不停地动作。一阵电般的觉从面转来，我了。

可是，当我鼓起勇气约张小芳晚上来唱卡拉时，她一就拒绝了，拒绝得很彻底，她说，你是不是想女人想疯了？连我的主意也打！要是我老公知了，不一枪崩了你才怪哩。张小芳的老公是名光荣的人民警察，我见过，不但得像座黑铁塔，腰里还别着一把乌漆漆的六四手枪。我知她老公的枪是不敢开的，但随便找个理由（譬如打麻将赌博）把我拷去关几天，那滋味肯定不会好受。所以我只好说，你不肯牺牲自己，那就介绍别人嘛，你看我也老大不小了，是该找个女人了。

于是就介绍了尹丹丹。尹丹丹也是煤气公司的职工，但与我不在同一个分厂。我们煤气公司一共有三个分厂。其中炼焦分厂负责生产焦炭，化工分厂负责生产化工原料，机动分厂作为辅助生产门，则主设备的维护与检修。我隶属于机动分厂，主要从事工业自动化仪表的维护，说白了，就是所谓的仪表工。至于尹丹丹，则是炼焦分厂的带工–当然，这里的带指运煤、运焦炭的带，而不是什么腰里系着的带，关于这一，得解释清楚，以免造成一分读者误会，还以为煤气公司也生产系的带。

其实，煤气公司上也就千来号人，没结婚的女青年屈指可数，我很奇怪自己怎么没听说过未婚女青年尹丹丹，便问张小芳是怎么认识她的，张小芳说是在炼焦分厂女澡堂里认识的。我说难怪没见过了，原来是那个鬼地方。张小芳很喜上班时间洗澡，几乎每天要洗一个，不夏秋冬，雷打不动。而尹丹丹也是如此，所以，时间了，俩人就成了好朋友。然后，张小芳以少有的嫉妒吻向我描绘了尹丹丹挑而又苗条材，说，真是天仙女凡呢，该瘦的地方瘦，该凸的地方凸，这样的妹窝在炼焦分厂真是浪费了，应该去模特，再不济去市电视台参加选，捧个冠军的奖杯回来也成。

记得已经死去的作家王小波曾说过这么一句话，据我的生活经验，在中国这个地方，有些人喜受惑宣传时那快；有些人则崇拜蛊惑宣传的力量；虽然吃够了蛊惑宣传的苦，但对蛊惑宣传不生反；不唯如此，有些人还像瘾君盼毒品一样，渴望着新的蛊惑宣传。我觉得，张小芳的话就是一蛊惑宣传。本来我是不大愿意跟尹丹丹见面的，因为我觉得俩同在一个单位很没意思，知知底，私房钱都没法存。但张小芳却极有耐心，在拒绝与我唱卡拉之后的第二天起，几乎每天都要向我报告尹丹丹在澡堂里的表现，譬如她用什么牌的洗发，穿什么牌的衣，抹什么牌的香皂，她的房是大还是小，她的是塌还是翘甚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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