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”。连横先生称其功业，“足与台湾不朽矣”。

然而，这一切来之不易。几乎每一步都困难重重，而来自各方的阻力更是难以想象。

台湾经济落后，财政窘迫，最缺的就是钱。早在台湾建省时，刘铭传就打报告说，台湾一旦建省，筹办防务、确定省会、增设郡县、修筑衙署等，所需经费非百万以上不可，以台湾现有财力，实难自筹自办。他之所以不赞成上建省，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，但他的意见没有被清廷采纳。

后来，刘铭传又打报告请示，说台湾“改设行省，经费浩繁”，请求支持。在一份报告中他大声疾呼：“台湾现在整顿海防，抚番招垦，百废待兴，经费支绌万分。从前闽省岁资台饷六十万，积欠至三百余万之多，自上年(光绪十一年)五月至今，毫无接济。台用亏竭，中外昭然。”

可尚书阎敬明是个大抠门。他的回复是各地都在向伸手要钱，比如河工、赈灾等等，哪一个不急、不重要？可库经常告罄，寅吃卯粮。他还说，台湾不比新疆，产较丰，里的意见是“以本地之财，供本地之用”。刘铭传提能否从粤海、江海、浙江、九江、江汉五关每年提取三十六万两，以五年为期支持台湾的建议也被驳回。

光绪十一年（1885年）底，阎敬明上调军机后，他的接任者是翁同龢。刘铭传继续打报告争取经费支持，同样空言往返，未见分文。更要命的是，不给钱就算了，反而通过对台湾全年的财政审计，查台湾有三大项收没有上报。这三项收是人丁税、额定征粮和海防捐银，计有六十多万两。他们对刘铭传说，你不是说没钱吗？这钱哪去了？如办防需要，这笔钱可以急用啊!

这一来，刘铭传被狠狠将了一军。其实，这笔钱早被刘铭传光了。台湾围困期间，他向当地士绅借了一笔钱，讲好了战后归还，包括补偿和奖励，约为三十多万两；还有战后台湾裁军四十营。这些官兵退伍后需要补发饷银、支放军米等，这笔钱也要三十多万两。可刘铭传当时手中没钱，只好把那六十多万挪用了。这也是无奈之举，没想到居然被查来了。他一看瞒不过去了，只得据实禀报。可回复是，你说的这些支凭据不足，且不合程序，不能作为抵消，默许你移作办防急用已是通了。言外之意，不查你已算是给面了。

刘铭传哭笑不得，面对这些的官僚们毫无办法。说，他们章办事倒也没错，可这一来却把刘铭传害苦了。台湾建省之初，刘铭传就计划在澎湖购炮筑台，预算为八十万。这项计划事先征得了闽浙总督杨昌浚同意，后来炮也买来了，看付款的时间到了，钱却迟迟没有落实。洋人讨炮款，违约将引起外纠纷。刘铭传真是急了。他连忙上奏朝廷，请求拨款，朝廷批示：“着速议。”可的司员们卡着不办，说是台湾那三项隐瞒未报的收还没说清楚哩。

既然向上要钱的路走不通，刘铭传只好自己想办法了。一方面，他鼓励兴办工商业，主张招商兴市，提“自，必先致富，必先经商”，同时设立全台招商总局，以各优惠政策，向海外招商引资。他还派遣相关人员赴新加坡设立招商局，向南洋等地招商。他还广开财源，开征了各厘金税和商税。刘铭传认为，台湾产丰富，如煤、盐、石油、茶、樟脑等，均为饷源所系，如果整顿厘税，裁汰陋规，可兴地方之利，以养全台之兵。当然，刘铭传开征厘税的法，也遭到很多反对，包括在台的洋商们，因而推行的过程中阻力重重。

然而，最大的阻力还不在这里。由于清规戒律和保守势力的阻挠，刘铭传的一些计划和设想往往不得不半途而废。

基隆煤矿曾是台湾创办最早的一家新型企业。该矿开办于同治三年(1864年)，由于经营不善，亏损严重。中法开战后，为了避免资敌，刘铭传令放将煤矿淹没，使之成了一座废矿。中法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，台湾各业开始复苏，刘铭传便打起恢复基隆煤矿的念。就在这时，天津商人张学熙找上门来了。

张学熙是天津大商人。多年前由于开办开平煤矿发了财，尝到了甜。听说基隆煤矿要恢复生产便兴冲冲地跑来了。他对刘铭传说，他愿意承办基隆煤矿的开采。

刘铭传问他采取什么办法。

张说由我资，无须你掏一两一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