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个职位是elliot在某个周二早晨随提的。

早餐桌上，他把一杯刚送到的橙推到她面前，那杯是他特意吩咐人从威尼斯运回来的晶杯，薄得透光，握在手里像握着一片冰。

“依，”他说，“我在公司给你安排了一个位置。从今天起，你和我一起去公司。”

柳依正在往吐司上抹黄油，刀顿了一。“我去公司能什么？”

“什么都不必，”elliot端起他的黑咖啡，那香气在早晨的空气里格外清晰，“待在我边就好。”

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她，目光落在窗外的中央公园。

五月的公园是一片得化不开的绿，光照在那些百年老树的树冠上，泛一层油亮的光泽。

但柳依知，这看似不经意的提议背后，每一环都已经被计算好了——衔、工位、职责范围，甚至她办公桌上的那盆绿植，大概都已经有人安排妥当了。

柳依便明白了。这不是商量，这是通知。

她没有争辩。同elliot争辩是没有用的，他不是那会提音量的人，他只是会用那双灰蓝的睛静静看着你，等你自己想通。而他想让你想通的答案，永远只有一个。

她把吐司放。

“好。”她说。

elliot，重新端起咖啡。

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

她的衔是“特殊行政助理”，工位设在elliot办公室的间里。

那间办公室占据了整栋大楼视野最好的一个转角，两面落地窗，一面俯瞰公园大，一面俯瞰东河。

elliot自己的办公桌是一张大的胡桃木桌，桌面几乎可以停一辆小型汽车，上面整齐地排列着四台显示、一座机、一个黄铜笔筒和一张她站在柳寅小学毕业典礼上的照片——那是他办公桌上唯一的私人品。

而她的位置，在间的外层。

那是一个独立的小隔间，和elliot的办公区域隔着一半透明的玻璃推拉门。

门是磨砂玻璃的，她能看到他伏案时模糊的廓，他也能看到她的。

门从来不关——elliot明确吩咐过，这扇门必须时刻保持打开的状态，理由是“方便沟通”。

但柳依在这里待了三个月，发现本没有什么需要沟通的事。她唯一的工作，就是等elliot推开门叫她。

“依，帮我冲一杯咖啡。”

“依，这份文件帮我复印三份。”

“依，午餐你想吃日料还是意大利菜？”

这些事任何一位秘书都能，而且得比她好得多。

她第一次用咖啡机的时候把加多了，整杯咖啡淡得像洗锅。

elliot喝了一，眉都没皱一，只是放杯说“再来一杯”。

后来她就学会了，不是学会冲咖啡，而是学会了让真正会冲咖啡的人冲好，她只需要端去。

她每天的大分时间都坐在这张小办公桌前，面前是一台开机后从未打开过任何工作件的电脑，旁边是一盆永远有人浇的蝴蝶兰。

她带来的书一本一本翻完了，后来elliot让人在她桌上装了一台kdle，账里充了一千元的书券。

于是她的日就更安静了——他工作的时候，她看书；他开会的时候，她看书；他打越洋电话用几语言和人谈判的时候，她仍然在看书。

有时候她抬起，隔着那磨砂玻璃看他的廓。

他的侧影很稳，肩线笔直，接电话的时候偶尔会用手指敲桌面，一，两，三。那个模糊的影像一个固定装置，每天现在同一个位置，从不偏移。

每隔一个小时左右，他会推开那扇玻璃门走来。

走来什么呢？柳依观察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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